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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投行本月在京举行创始工作会议 商谈投票权、行长人选

2015-4-2 14:40:21 来源:搜狐财经 编辑:张勇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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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申请的落下闸门,最后时刻,又有一票国家挤上“末班车”。截至4月1日24时,共计有51个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申请或者意向表态成为创始

  3月31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申请的落下闸门,最后时刻,又有一票国家挤上“末班车”。截至4月1日24时,共计有51个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申请或者意向表态成为创始成员。(最新消息:匈牙利总理已宣布将加入亚投行—观察者网注)这些国家和地区遍布五大洲,据《21世纪

经济报道》,亚投行的吸引力如此之大,以至于让原本计划3月30日召开的工作会议议题推迟,目的是留更多时间,容纳更多成员。

  4月底,亚投行将在北京举行创始工作会议,所有成员国将共同进行最初的探讨,其中首先关心的是股权的分配问题,另一大重要问题则是治理结构中的首任行长以及副行长结构以及人选。

  “哈萨克斯坦后,下一次工作会议将在北京召开,预计将首先探讨各个成员国最为关注的治理模式问题。”一位参与亚投行工作会议的外交人士表示。

 
亚投行本月将在北京举行创始工作会议 商谈投票权、行长人选

  3月30日至31日,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第三次谈判代表会议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举行。会议由筹建亚投行谈判代表会议常设主席、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和会议联合主席、哈萨克斯坦国民经济部部长艾博拉特·杜萨耶夫共同主持,29个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谈判代表和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出席会议。香港特别行政区派员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会议。

  对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谈判代表来说,这本该是个紧凑的夜晚。

  3月30日,约30个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齐聚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图,参加为期两天的第三次亚投行工作会议。在原先的时间表中,所有想要加入亚投行的国家需要在3月中旬提交申请以便留出两周时间确认成员资格,并最终得以参与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的首次会议并就投票权、主席人选等问题进行讨论。

  但在当晚充满哈萨克斯坦风情的晚宴厅里,丝毫看不到任何紧张的情绪。“由于新加入国家来不及参加这次会议,因而本次会议无法展开真正的讨论,创始大会将推迟举行。”一位接近现场的外交界资深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而哈萨克斯坦会议失去其本来的代表意义正标识着中国在亚投行外交上的重大胜利。不管是亚投行秘书处中方人士,还是一直紧密跟踪事项的西方观察员都没有想到,刚成立时只有21个亚洲成员国的区域性银行能在短短的五个月里数量翻倍,成员遍布五大洲。

  3月30日的晚宴更像是一场庆祝胜利的盛大派对。在深紫的迷幻灯光里,来自亚洲、拉美以及搭乘最后班车加入狂欢的欧洲的代表们一边对着当地名菜“五指肉”大快朵颐,一边观赏哈萨克斯坦姑娘曼妙的舞姿。一位接近现场的外交界资深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

  这一天过后,对于亚投行秘书处和各个成员国来说,工作才刚刚开始。在成功的将亚投行变成亚洲版“世界银行”之后,最重要的挑战事实上是在一系列的运作细节之中,董事与出资,如何协调各国话语权将成为最核心的问题。

  一位接触亚投行创建过程的欧洲外交官员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表示,接下来的四月和五月,将连续进行两轮亚投行创始工作会议。

  四月、五月两次工作会议的重任

  在4月底的北京会议上,所有成员国将共同进行最初的探讨,其中首先关心的是股权的分配问题。

  在日前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上,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说,亚投行的法定资本金是1000亿美元,初始阶段的资本将达500亿美元,这其中亚洲国家的占股将达到约75%,非亚洲国家将占25%左右。
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
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

  非亚洲国家占股之所以比较低,金立群解释说:“当我们邀请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参与进来的时候,我们主要不是希望他们多出钱,而是希望欧洲国家的加入能够在公司治理、技术支持等方面贡献经验和智慧,促进这个机构的发展。”

  金立群表示,在美国、日本等一些大国没有参与之前,为了保证股本金达到一定规模,使亚投行能够如期开张运行,在初创阶段中国的出资额可最高达50%,这是根据亚洲地区各经济体的体量确定的。

  根据媒体报道,韩国在宣布加入亚投行的声明中说,亚投行将是韩国以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的首个国际性金融机构。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与韩国经济体量相称的更大作用。

  上述资深外交人士表示,目前亚洲区域内的分配模式比较明确的是根据GDP水平,“更大的问题在于区域外国家,目前还没有确定具体如何分配。”

  根据另一位欧洲国家外交人士表示,中方目前采取了不主导、让区域外国家自己决定的模式。“让区域外国家自己解决冲突,在我看来这是非常聪明的做法。”

  领导层分配方案存疑

  除去投票权外,治理结构中首任行长以及副行长结构以及人选是另一大重要的问题。

  近期,有关亚投行的高管人选一直备受关注。由于中金公司前董事长金立群、财政部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主任陈欢分别担任亚投行中方筹备组正、副组长,因此被外界认为将成为亚投行的高管。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王朝才认为,中国人作为第一任行长将起到积极作用,但目前亚投行下一步机制还在商讨之中。

  有关副行长的设置问题,有传言将从区域内和区域外国家分别固定几个席位。

  有些国家的态度比较积极。比如印尼财政部长班邦(Bambang Brodjonegoro)在上周称,“我们正努力争取在亚投行获得一个领导职位,因为我们很可能成为亚投行的最大客户。在决定谁将是亚投行的东道主、管理职位安排、股东和投资项目等方面,我一直对中国进行游说。”

  国际关系专家金灿荣接受媒体采访表示,“英国和德国等欧洲大国进来都是有要求的,至少要给一个副行长,但是副行长没那么多,这个时候就要平衡了。以前我们跟着美国走,不用操心太多,现在自己要当老大了,肯定很难,每个国家都有要求,摆平很不容易。”

  分析显示,亚投行自创始至今,通过实践国际透明化标准,消除了不少业内人士和国家的疑虑。

  前述资深外交人士表示,期待北京的第一轮工作会议能够确定投票权的问题,第二轮会议开始对银行运作本身进行探讨。

  各取所需:52个亚投行“小伙伴”的入行逻辑

  美国人对世界银行总部位于其首都华盛顿市中心,距离白宫不远而津津乐道。不出意外,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也将迎来一个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参与的区域性金融银行—亚投行。

  组成亚投行的52个经济体中,其利益诉求不一。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陈晓晨认为,“亚投行是对现行国际体系的有益补充。现有体系没有完全满足很多中小国家搞基建的需求,也没有满足欧元国家的投资需求。”

  东南亚、南亚、中亚:争夺基建投资目的地

  “亚投行成员国分为两部分,亚洲国家和域外国家。亚洲国家是主要的投资目的地,是资金需求方,也就是借方。”陈晓晨认为。

  在此情况下,东南亚13国、南亚3国和中亚的3国早早便提交书面确认函,成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同时,这些国家也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的优先推动区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3月28日公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关联紧密,要进一步推动合作,取得更大进展。

  陈晓晨表示,“过去,亚洲中小国家更多是国际秩序的被动接受者,这些国家的共同目的是获得比过去更大发言权,甚至有些国家是第一次在这种国际组织中获得席位”。

  加入亚投行的13个东南亚国家中,只有印尼是二十国集团(以下简称G20)成员之一,其他国家抱团在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这一体系中。南亚国家,只有印度同时是G20成员国和金砖国家。

  2011年以来,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各国都先后发布了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印尼2011年公布2015年国民建设规划,仅2011-2014年的中期计划投资总额即达4700亿美元,基建工程投资占比约40%;同年越南政府提出2011至2020年投入4000亿美元作为基础设施建设,其中2011-2015年投入1600亿美元。泰国2013年批准了726亿美元、为期7年的投资规划。

  南亚方面,在中巴经济走廊的框架下,中国政府承诺未来六年内对巴基斯坦投资456亿美元,分别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资118亿美元,在能源项目上投资338亿美元。印度总理莫迪2014年上台后,便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印度铁路升级计划,计划在未来5年内,对总长超过65000公里、寿命达100多年的铁路投入约1370亿美元,换代铁路基础设施。其中,包括建设长达5847公里“钻石四边形”高铁网。

  民生证券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由中央层面推动的“一带一路”海外投资项目正在快速推进。收集到资料的20多个海外项目累计拟建、在建投资规模达524.7亿美元,主要集中在中亚、南亚等地区,投资的方向更多以能源、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为主。仅2015年“一带一路”海外投资规模或接近170亿美元。

亚投行本月将在北京举行创始工作会议 商谈投票权、行长人选

  “多目标”的欧洲:英、瑞意在维持金融影响力

  尽管受到美国的反对,英国仍然成为第一个加入亚投行的西方国家。随即,法、德、意等国随之纷纷加入。

  “英国作为美国盟国加入亚投行,是要重整其作为老牌金融强国的地位,巩固伦敦在全球的金融地位”,陈晓晨表示,英国与亚洲各国历史关联多,亚洲很多国家都曾是英国殖民地半殖民地,“英国实用主义的民族性决定了其要赶上东方快车的利益需求”。

  对欧洲而言,英国、瑞士和卢森堡等传统金融业强国为维持金融业地位,一般会加入国际性金融机构,并试图影响该机构的政策制定和日常运营。2012年英国金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10.6%,瑞士金融业占比GDP约13%。全球五分之一的国际银行业务、接近三分之一的外汇交易、一半的国际股权交易和二级市场70%的国际债券交易在伦敦金融城完成。

  “对于亚投行的域外国家,尤其是英、法、德来说,既是既有国际金融体系的获益者,又对这个体系有一定的不满,他们加入亚投行有两面性,一方面寄希望于为自己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是从长远看,意向创始会员国的身份获得更大发言权。”陈晓晨认为。

  与瑞士、卢森堡等金融业发达国家类似,挪威等北欧国家,沙特、卡塔尔、科威特、约旦、阿曼等中东“土豪”加入亚投行,是借助亚投行成立机遇,将其积累的金融资产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目前世界上35%的主权财富基金集中在中东地区,沙特主权财富基金达7570亿美元,科威特达5480亿美元,卡塔尔达2560亿美元。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挪威政府养老基金更是高达8630亿美元。亚投行长期而稳定的基建收益,无疑对这些基金极具吸引力。

  此外,制造业强国德国对亚洲特别是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已远超美国,对华投资更是处于快速上升通道。德国加入亚投行,有助于该国增加在亚太地区话语权,并为本国产品和服务找到出口相比之下,法国、意大利等国虽然早已表示要加入亚投行,但迟迟未有其提交书面确认函的消息。法国出口产品60%以上为欧洲地区,对亚太地区仅10%左右,这或许是其虽选择加入亚投行,但热情程度不高的原因。

  澳洲、巴西:抢占上游资源输出份额

  澳大利亚、巴西等资源类国家而言,加入亚投行的更多是看中了亚投行基建投资需求对铁矿石及其他矿产资源和能源等上游资源品的需求。

  澳大利亚出口商品份额中,以2013年统计,铁矿砂及其精矿占26%,煤炭占15%,石油占6%,铜占2%。其中,澳大利亚三分之一的商品出口到中国,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不断下行,对上游原材料产品需求减少,澳大利亚2014年对中国出口下降了10.4%,澳大利亚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原材料需求地。

  巴西出口结构与澳大利亚相似,其商品20%出口到中国,2014年对中国出口甚至下降了3.6%,矿产品、农产品出口分别占到全部出口的22%、18%。

  俄罗斯的出口结构更为单一。矿产品、贱金属(贱金属指铁、钢、铜、镍、铝、铅、锌、锡、钨等)及制品分别占到2013年俄罗斯对外出口的66%和13%。俄罗斯也有能源出口的需求,但其情况更为复杂。2014年乌克兰危机使俄欧、俄美关系紧张,国内资本外流。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专家舒姆斯基认为,俄罗斯决定加入亚投行,就是希望能让俄罗斯亚洲落后部分的基础设施项目获得资金来源。“主要是出于实用主义。”

  陈晓晨则认为,俄罗斯加入亚投行的原因受地缘政治影响,中俄两国地缘政治十分重要。中国在其中做出了共赢发展的措施。比如在俄罗斯人担心的西伯利亚铁路运量被分流的问题上,中国一方面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另一方面投资俄罗斯国内的高铁和其他基础设施。在中亚的合作问题上,中国也强调“一带一路”规划与俄罗斯“茶叶之路”的对接,强调亚投行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的“兼容性”。

  借助亚投行平台,中国将来自欧盟、中东国家的融资能力,来自澳大利亚、巴西等的上游原材料供给,来自中、韩的工程基建实力进行整合,编入“亚投行体系”,投入到亚太地区旺盛的投资需求上,从而打造一个完整的“亚洲投融资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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